何琳并不知道自己发病的诱因是什么。事实上,对于抑郁症的病因,目前科学上并无定论。只能说,生物、心理和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与之有关。从去年三四月份的某一天起,何琳就陷入到无法快乐起来的境地。发呆时,一些过去的画面在她脑海里重演。那已经是她上小学时的事情了。有一次,她拖拖拉拉没做完作业,爸爸气到踹东西、摔盆。乒乒乓乓,声音砸在她心上。年幼的何琳甚至无法和脾气急躁的父亲单独相处。每次只要妈妈一出差,她就会发烧。开始接受心理咨询后,何琳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受到了伤害。他反复向科技日报记者强调,要解决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必须连同父母的问题一起解决。“难点在于,很多父母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陈清说,求助他的很多家庭,亲子关系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孩子和父母的沟通几乎中断,甚至互为仇敌。陈清见过太多焦虑的父母。情绪是会传染的,孩子会承接来自父母的情绪并放大它。对成年人来说尚可忍受的焦虑,到了孩子这里,可能会压垮他/她。陈清把心理比作一棵大树。如果它根基良好,枝繁叶茂,就算哪天遭到狂风暴雨,可能被打落几片树叶,但等风停雨歇,它照样能茁壮成长。但如果这棵树本来就根基不稳,病病殃殃,一场雨,一阵风,就可能刮倒它。根基,是从小打下的。孩子的心理健康状态,与幼年成长阶段家庭的照顾和关爱有较大关系。“孩子对父母的情绪其实是很敏感的,他们能很清晰地感知到父母究竟爱不爱自己。如果家长对孩子常常是强制管教,施以暴力,冷嘲热讽,长此以往,孩子在家庭中会丧失安全感。”陈清说,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出来的心理之树,更有可能被挫折压垮。徐凯文同样表示,孩子抑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亲子冲突。亲子冲突,其实源于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家长和孩子成长在不同年代,如果一味以自己的经验来安排孩子,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无异于“刻舟求剑”。孩子自杀未遂,父母求助于徐凯文。一开始,徐凯文没找到什么明显问题。父母看起来非常关心孩子,为了照顾他,还提前退休,专心陪伴。进一步了解后,孩子终于跟徐凯文提起一个细节——我这么大了,爸妈进我的房间前,都不会先敲门。在徐凯文的鼓励下,孩子尝试跟父母提出了“敲门”的要求,结果断然遭到拒绝。大家一起当面沟通时,父母依然无法理解这一诉求:“这是我的家,我的孩子,我进自家房间怎么还要敲门?在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爸妈进我房间,也从来不敲门啊。”徐凯文明白了,这么小的事情,孩子都无法掌控,所以他觉得人生不是自己的,干脆就不想要了。“父母对孩子已经是过度控制了。”徐凯文说。过分关注或者过分忽视,也是沙莎常看到的抑郁症患儿家长的教养问题。过分关注,是孩子出了一点点问题,有一点点脱离掌控,父母就十分紧张,担心孩子误入歧途或出危险。过分忽视,则是对孩子的疾病体验不以为然,甚至觉得病是装出来的。他们说孩子“娇气”“不勇敢”,说“别的孩子都没事,怎么就你有事”“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怎么不像你这样脆弱?”除了父母不恰当的教养方式,抑郁症阳性家族史、个人先天性格气质、学业压力、朋辈竞争、暴露在不适合自己年龄段的负面信息下或是长期患有慢性病,在生理上遭受痛苦等,都是抑郁症发病的影响因素。“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我们一直把成绩当成评价一个孩子的唯一标准。仿佛一个学生自尊的全部支撑,就是成绩。”徐凯文说,当成绩成为唯一标准,孩子就会不断遭遇挫败。“他们会觉得,一旦我成绩不好,我就没有价值了,我就什么都不行,就躺平了、瘫倒了,当垃圾了。”国家已经提出了“双减”政策,减轻孩子过多过重不必要的学习负担,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来看,徐凯文直言这是“德政”。“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尊重和理解孩子的压力。哪怕一个成年人,如果他长期睡眠时间、游戏和休闲时间得不到保证,长期处在过高的期待下,照样会出问题,更何况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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