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第一次通话时，晓鸳用“减肥”来解释自己一开始为何踏上这列危险的火车。直到又一次聊了两个小时后，她才吐露另一个原因，“我就想能变得更好，和我父母一样好。他们为我付出很多，我能更瘦、更美，也是对他们的回馈。”说出来，她有些如释重负。
用无忧无虑来形容晓鸳的童年是最贴切的。她住在一个中部省会城市，父亲在政府部门工作，母亲是一家律所的合伙人。他们都是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即使在今天，那依然是一所公认的好学校。小时候，晓鸳在一所公立小学念书，成绩总是排在前几名，年年能拿到奖状。选报兴趣班时，一家人跑了七八个地方，上书法、武术、游泳、英文、乐器等各种体验课，最后还是晓鸳自己决定想要学古筝。当时，这个城市里做古筝培训的机构不太多，母亲选了一家离家不远的乐器行，每周上两次课。父亲打听到，有一位从音乐学校退休的古筝老师回到老家县城养老，他辗转托人争取到每月一次的上课机会。县城距离晓鸳家有两个小时车程，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就成为一家人固定的出游时光。烦恼是中学以后开始出现的。晓鸳的中学是当地一个知名外语教育集团的总校，学校里，“很多同学长得漂亮、家里有钱、成绩又好，和她们在一起，我就是平平无奇的一个。”第一年学期末的文艺汇演上，她看到有同学能在舞台上流利地唱英文歌曲，台风、口音、造型，都像“电视里出来的人”。因为没有上过英文培训班，她的英文显得有些蹩脚。初三那年第一次考雅思时，许多同学已经能拿到6.5分，晓鸳因为口语小分太低，最后勉强得了6分。不过，父母似乎不太为此焦虑，反而常常夸赞她的英文写作能力强、学习习惯好，不让人操心。“我不停想，父母夸我，真的因为我做得好吗？更多是因为爱我吧？有点对不起爸妈，他们比很多人都优秀，我却很平凡。”她心里有对比，和古筝老师一起演奏两人合作编的第一首曲子时，她看到母亲的眼里充满了惊讶和喜悦，“那才是真正让他们高兴的事情。”也是中学时，她渐渐感觉到，母亲就是一位“优秀到近乎完美”的人，无论是学历、工作能力，哪怕只是优雅的体态、纤细的身材，“都比我强太多。”为了迎合社会审美而减肥，是许多人节食的起点，但作为神经性厌食症“主力”患者的未成年人中，不少人还有难以言说的烦恼。“往往有更前置的诱发因素，才会一发不可收拾。”杨磊接诊过的患者里，有的家庭父母关系紧张，从小对孩子有忽视；有的父母管教太严格，孩子用不吃饭的方法来抗议；也有人遇到了校园霸凌、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青春期的少年很容易受外界影响。一开始，他可能不是为了减肥，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引起体重下降，却得到了某种肯定，使他继续维持这种状态，慢慢地进入到病态。”
深圳市儿童医院消化科医生王朝霞也有这样的体会。她是2017年来到深圳工作的，接触到的第一个神经性厌食症患儿是不到10岁的女孩小慧。送到医院时，小慧已经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出现了多脏器功能衰竭，脑细胞发生明显萎缩，情况危重。在ICU抢救后，小慧虽然脱离危险，但依然胃肠道不适，难以进食，被转到消化科。王朝霞找小慧聊了好几次，又在查房时观察小慧的家庭，最终发现，小慧患厌食症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家里多了二胎弟弟。“以前，她在家里像公主一样被照顾着。现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弟弟身上，她很失落。”后来，小慧发现不好好吃饭、反复生病住院家长就会一直陪着她，这导致她的疾病进一步发展到厌食症。还有另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因为同学说了一句“胖”，就开始减肥。她在网上买各种低热量的代餐减肥食品。“吃多了，脑肠轴发生改变，再想吃饭也吃不下了。”女孩入院后，王朝霞发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她总是想操纵、控制别人，按自己的想法做事。王朝霞后来了解到，女孩的妈妈是一位公司高管，在公司里管着大大小小的事情。她从小失去父亲，是家里的“大姐大”，总是为弟弟妹妹操心，连他们成年后买房、结婚都要管。这种习惯也蔓延到了小家庭里。但女孩有强烈的逆反心理，她用“不吃饭”来反抗妈妈的控制，又不知不觉像妈妈一样行事：她会在家里不停地做美食，自己不吃，却强迫家里人要吃完。
希尔德·布鲁赫于1974年发表的论文认为，对食物的拒绝代表对心理自主性的追求和对控制的反抗。当孩子进入青春期阶段之后，自我缺失感逐步加重，偶然的情况下，孩子学会用自我饥饿来对抗父母的控制，因而转向以节食或者暴食催吐的方式控制自己的身体。“纵观很多患儿的家庭和成长过程，会发现他们的心理和感情其实非常脆弱，经不起大风大浪。”王朝霞说，“食物”和自己的身体是年幼的孩子最容易掌控的对象，遇到处理不了的烦恼时，他们很容易用节食的方法做出自己的反应。
在杨磊的诊室里，诊断并不是一件难事。当患者和家属敲开诊室门时，眼前的女孩往往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多聊几句，很容易判断出这是一名厌食症患者。困难的是，如何能让患者更早地到诊室来。“家人都看出孩子有问题时，基本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状态。低体重本身危险不大，但是它会慢慢影响全身各个器官功能，最后甚至呼吸无力。有的患者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直到大一暑假，晓鸳的母亲何莲才发现女儿“瘦得脱相”。此时，距离晓鸳开始节食已经过去快一年，她的体重只有80斤。“寒假穿的衣服厚，看不出来很瘦。我觉得女孩子瘦点也没事，健康就行了。”何莲今年52岁，说话温柔斯文。她的母亲年轻时是一名护士，对子女们的饮食健康很上心，虽然家境不错，何莲总是吃得清淡。也是因此，身高一米七的她多年来保持着100斤出头的体重。但到了夏天，看到女儿悬在短袖里的两只胳膊已经“干巴巴”，胸前上方的骨头凸出来，何莲意识到了不妥。即使深陷与食物的艰难抗争，晓鸳依然用“减肥”搪塞过去，“其他的，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
何莲接受了这个理由。毕竟，她没有发现太明显的异常。这是一种隐秘的病症，女儿依然每天和父母聊天说笑，也会在家弹古筝、看书。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整个暑假，晓鸳几乎没有和朋友出去玩、没有运动，看起来精神头不好。“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孩子可能是生病了。”何莲说话有些哽咽，很长一段时间里，想到最初自己的大意，这位母亲总是自责地落泪。那时，她每天回家做饭，劝女儿，“你已经很瘦了，多吃点会更好看。”为了不让妈妈难过，晓鸳强迫自己每顿饭多少吃点，还会想法子偷偷把饭藏在袖子里，偷偷扔进房间的垃圾桶。那年暑假最让她开心的一件事，是和何莲逛街时，晓鸳发现自己终于能穿上一个妈妈常买的“很优雅的”旗袍品牌。但回学校后，晓鸳的体重又一次刹不住车地下滑，掉到了70斤。上课的教室在二楼，没有电梯，她爬上去需要休息三次，头晕目眩，眼前常常一片漆黑，“感觉自己可能要死了，特别特别害怕。”这种恐惧超过了“变胖”，她终于主动向父母坦白，“觉得身体很不舒服。”
这是晓鸳的“自救”。愿意主动求助的厌食症患者不多，研究显示，许多厌食症患者会坚称他们“不能看出自己有多瘦”，而且认为其他人表露出的担忧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他们看起来恰到好处，正是他们想要的样子，甚至会觉得自己还是“太胖”。这是神经性厌食的一种特征性临床表现，也是一种自我欺骗性的训练。杨磊说，在其他科室，患者是来“求医”的；而在进食障碍诊室里，往往是他苦口婆心地劝导，骨瘦如柴的女孩却激烈地坚持“我没有生病！”神经性厌食症不像其他精神疾病一般有激烈的外在表现。它总是以缓慢的速度，一点点蚕食患者的身体和内心。上海女孩张沁文曾经因为患有神经性厌食症，一度瘦到五十几斤，那时候，她已经快两年没有来月经，脸色蜡黄、脱发，手上甚至出现了老年斑。她总是郁郁寡欢，甚至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从没有真心笑过。”她的社交生活也在逐渐丧失——在中国，社交总是和吃饭分不开。饭桌上，朋友关切地劝张沁文，“你快多吃点吧。怎么可能不饿？你都瘦成这样了。”她不知道如何解释自己对食物的恐惧，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场景，只好不再外出。发现张沁文的异样后，父母带着她几乎跑遍了医院所有的科室。先是去看了妇科，想解决不来月经的问题，又因为肌肉萎缩严重，带她去骨科检查，消化科、血液科同样没有落下。“每一项检查数据都不在正常范围，但也都没有器质性病变，很多时候医生也只能说，‘回家好好调养。’”直到她因为脏器衰竭,住进ICU治疗一个月后，捡回了一条命，才开始真正进行进食障碍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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