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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精神分析首先要“四有”——有金钱、有时间、有头脑、有意愿。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头脑”，“精神分析的头脑”可以概括为“三能”：
（1）能忍耐焦虑：不是冲动地使用各种行为，如饮酒、斗殴、暴食等来代谢焦虑；
（2）能自由联想：能够自由自在地体验—观察—反思身心的各种现象。
（3）能自我分析：能够了解自身行为和心理的意义，在此过程中不断形成对自身的诠释。
其中“忍耐焦虑”——几乎是所有心理治疗模式都要求的基础能力，就像要上学，五官功能必须完好一样。“自由联想”是精神分析最根本的态度和最常用的技术，就像上学，到了学校后必须去听课一样。而“自我分析”，则是精神分析要达到的最终结果。
也就是说，精神分析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来访者通过自由联想，不断地强化其自我分析的能力，就像上学听课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获得自动自发学习的能力一样。
如果把精神分析者比喻为一个园丁，把来访者比喻为一片园地，那么这块园地里必须首先有一颗叫作“自我分析”的种子或者小苗，然后园丁才能把这颗种子或小苗养大。
如果一个人没有这颗“自我分析”的种子，需要园丁移植一颗种子进去，那就不是精神分析了，而是“根据精神分析原理设计出来的心理治疗”，简称“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而之所以没有这颗自我分析的“种子”，有可能是这块土地本来是适合种下这颗种子的，但是没有人去播种；有可能是这颗种子和这块土地水土不服，产生了排斥反应，播种了也不生长。
02
精神分析的种子在中国社会几番浮沉，对此，流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个解释就是“水土不服说”。
一友人便如是提出——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心田”不适合种精神分析的种子。关键就在于“三能”中，中国人只有“两个半”，具体来说——
首先，中国人能忍耐焦虑，这是百分之百没问题的。
其次，中国人也是有自由联想能力的，能够自由自在地体验—观察—反思身心的各种现象。因为能不能自由联想，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外界能不能提供一个“安全受保护的自由空间”。这个也容易，只要分析者学会闭嘴不乱说话乱评价，这个空间也就形成了一大半。
第三，自我分析能力。这位老兄认为，绝大部分中国人不具备自我分析能力，虽然他们能够很娴熟地运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去分析“别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清晰的、有弹性界限的“自身”（self），从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是没有一个清晰的、完整的、有弹性界限的客体（object）的。
如果一个人既没有自身，又没有客体，根据精神分析家欧托·F.克恩伯格（Otto F.Kernberg）的说法，那么这个人就不会具有完整的“超我—自我—伊底”的人格结构，而且也不会有指向明确的“力比多—攻击性”的欲望系统存在。也就是说，弗洛伊德的学说绝大部分和中国人没关系，就像《野兔的生殖系统》这本书和《中国人的人体解剖图谱》这本书内容不太搭界一样。
一个人连“自我”都还没有形成，如何进行“自我分析”呢？
03
第一次听闻此说，我老人家差点儿从凳子上跌落下来。后来这位朋友安慰我，未来的中国还是有可能出现精神分析的。“未来”是指什么时候呢？是指中国人完成现代化进程之后，中国人的精神系统形成“现代人”的精神状态时吗？
多年以后，我开始逐渐明白，其实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所谓“中国人”的个性特征存在。包括我们每个人所谓的“个性”，也是经常变动的。比如说，30岁的张三的个性和50岁的张三的个性就不是一回事，面对老婆的张三和面对领导的张三也是不一样的。同时，张三也不是一天同一个样，一天一个变化，行为不可预测。
所以，当我们说“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国人’的个性特征存在”之后，马上就要补上一句，“但是这个时代，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土地上的认同民族文化的人群，还是有一些可以总结的共同的认知、情感、行为模式的”。
这个认知—情感—行为模式之一就是“群聚性自身”，中国人不是没有自我，而是没有一个分界鲜明的“个体化自我”。
也许有人一提到个体性自我，就想到追求个性；一想到追求个性，就想到自私；一想到自私，就想到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其实，个性化自我恰恰是集体主义的基础，所谓集体这个概念，就是和个体这个概念对立产生的。
最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的恰恰是“群聚性自身”者，而不是个体化自我者。集体的形成靠的是明确的等级关系，比如说下级对上级自觉自愿地服从，而“群聚性自身者”往往并不会明确地分隔上下级关系的界限，不会明确分隔工作—家庭界限，就像他们不会明确分隔我—你界限、公家—私人界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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