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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精神科一号难求
在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早上10点，等待椅上坐满了人，十几个人站着。家长们的眼睛盯着正前方的“叫号屏幕”，有很多加号。一位家长说，“这边根本挂不上号，很难的。” 家长们围在诊室门口，紧贴着门，门稍微一打开，就一窝蜂地涌进入，但又会被要求继续等候。紧闭的门上写着“未叫号者请勿打扰”。 漫长的等待中，好多人等着等着睡着了。直到晚上六点，还有很多人在等。 很多地方，儿童青少年精神科都是一号难求。 根据2019年《柳叶刀·精神病学》，中国儿童精神科医生人数不足500人，且分布不平衡，优质儿童精神科医生大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三甲医院。一些偏远市和县甚至没有一个正规的儿童精神科医生。 曹庆久也谈到这一现象，在一些三四线城市，没有儿童精神科，家长们无处为孩子治病。“很多家长会优先选择迷信的方法，为孩子治疗。各种方法尝试无效后，才会带孩子到大城市或者北京治疗。” 相较于成人，儿童精神科医生的培训流程更为繁琐。曹庆久介绍，在北大医学部系统内，想成为一名儿童精神科医生，要先完成成人精神科规定的培训，之后再到儿童精神科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而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医生的待遇并不高，在挂号费相同的情况下，成人门诊1个小时能看四五个病人，儿童精神科医生只能看两三个。 曹庆久接诊一位初诊的孩子大约需要40分钟，疑难的可能要看一小时，所以他常忙到晚上九点多才下班。很多孩子除抑郁外，往往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注意力不集中、多动，以及和其他小朋友交往的问题。 曹庆久说，相比和成年人聊天，和儿童交流更难。很多儿童不清楚或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感受，医生要反复求证，这也要求他们对孩子细心、耐心，有更多的爱心。 目前北大六院共有20余位儿童精神科医生，是全国儿童精神科医生最多的医院。但由于诊疗资源和患者“双集中”，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曹庆久提到，儿童精神科医生门诊最晚会工作到下半夜。“一方面病人绝对数很多，另一方面医疗资源跟不上。” 03 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按《精神卫生法》规定，心理咨询师只能咨询，不能诊断和治疗；心理治疗师可以在医疗机构进行心理治疗，但不能诊断和开处方药。 而孩子不是缩小版的成人。在治疗上，相比成年人，儿童更为复杂。虽然18岁以下的孩子都是未成年人，但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问题特征也有所不同。 和成人精神疾病相比，药物治疗对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年龄越小的孩子，对药物的反应差别越大。 曹庆久认为，对孩子来说，首推的治疗方案还是心理治疗，主要是和孩子谈话，在心理治疗中，经常会用到家庭心理治疗。整个家庭都会参加，孩子的爸爸妈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出现这个问题他们怎么样解决？对于孩子的表现他们怎样反应？ 比如，针对学校恐怖的孩子，建议家长对孩子放低要求，包括引导孩子如何看待学习，不只注重成绩，还有和同学的相处等。 曹庆久认为，整个家庭都要参与到孩子的治疗中，对孩子有合理的要求，保持合理期待，改变和孩子交流的方式。另外，学校要为孩子提供一些相应的宽松模式，减少对孩子的歧视，甚至霸凌。 在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病房住院的多为10-18岁的青少年，他们因情绪障碍或其他行为问题住院。曹庆久对其中一位女孩印象很深。她有强烈的自伤、自杀观念，把自己伤得很重，胳膊上划得密密麻麻的。 女孩说她学习压力很大，家长对她要求尤其严格，每次考试都要求考多少分以上。在家长的影响下，这位女孩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虽然她成绩不错，是班里前10名，但她总觉得有压力，考得好，怕别人超过她，考得不好，又觉得自己学得不好，怕家长责备，情绪愈来愈低落，并且波动很大。 住院后，医生们为她做药物治疗。在住院的病人中，药物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方式，药物能稳定儿童的情绪，改善抑郁状态。 “这往往需要一个综合治疗，并不是单单在我们医院里面治疗就可以了，还需要家庭、学校的配合。”曹庆久说。 所有的专家都认可儿童心理健康与家庭的关系密不可分，因为在成人之前，家就是孩子最重要的港湾。 曹庆久说，家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很温暖，很有爱的家庭里，能给他很多支持，让他有安全感，即使外界环境很不好，有压力，孩子发生抑郁几率也会小。 在医院的家庭心理治疗中，医生们会对家长做一些指导，包括怎样和孩子相处，对孩子提供一些合理的要求，怎样注意孩子的一些感受，要从孩子的自身心理状态出发，对孩子提供帮助。 孩子生病后，很多家长意识到自己的管理或许有问题，开始改变。医生们还会让家长和学校做一些沟通和协商，比如宽松地对待这个孩子的学习和作业。 那位女孩住院时间不长，三四周便出院了。她没有立马复学，在家里又休息了半年左右。这半年，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到医院继续做家庭心理治疗，半年之后，她又能上学了。 刚开始，学校对孩子要求比较宽松，作业做不完，孩子上课的时候很困，想睡觉，老师也不要过多地批评，而应更多地给与孩子鼓励和支持。后来，这个孩子的情绪障碍逐渐好转。 今年，她上高一，前段时间她到医院复诊，曹庆久觉得她情绪很好。现在，她几乎没有学业上的担心了。在家里，父母能理解她的感受，和她有很好的交流。她自己对学习目标也有了一些变化，不再只是追求成绩，而是很注重自己的心理健康，以及和同学之间的交往。 不过曹庆久告诉我，在儿童病房，还有很多孩子长期不能去上学，很多孩子从初中毕业后就到职校或技校读书，一方面，他们确实不太适合高压的高中学习，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梁月竹则强调，无论如何，孩子出现情绪或行为障碍，还是应先就医，让医生判断孩子是疾病问题还是心理问题，而不是直接将孩子推给心理咨询师。“医生对一个孩子的判断是最准确的，医生可以给来访人员分层判断，是病态问题，还是心理问题；如果是让一位心理工作者先行去区分，那流程就颠倒了，就会出现问题。” 来到诊室的孩子们的问题各不相同。梁月竹认为必须挖掘原发性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中，一位孩子网络成瘾，一直在家玩游戏。梁月竹认为，玩游戏是继发性问题。原发性问题是孩子在家中得不到认可，或无法感到爱，便在虚拟世界中寻找一丝存在感。网络沉迷背后到底出现了什么根源性问题，才是最应解决的核心问题。 而且家长不能从很强势地管控、干涉孩子，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此放任孩子——孩子可以不上学，整天玩游戏、沉迷手机。 “最后的结果是孩子情绪障碍问题好转了，但网络成瘾了。”梁月竹说，“当发现孩子有问题时，家长应科学、智慧地改变自己，而不是缴械投降。家长应学一些相关知识，让自己有所成长，摸索孩子的特点，按照科学的教育方式，用自己成长后积极的生活态度引导孩子。” 梁月竹的一位好朋友是企业的总经理，他的妻子也是某单位的负责人。他的孩子中考失利，从一所很好的学校考入一所普通学校，他和妻子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与此同时，孩子的情绪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原先他们用来管理下属的那些技巧也失灵了。 和孩子接触后，梁月竹发现，孩子在青春期缺乏自我认同，一下子找不到方向。她告诉朋友，你和你的妻子都很优秀，可能无意中给了孩子很多压力。孩子觉得高不可攀，没办法效仿父母，就迷茫了。 梁月竹建议朋友接受孩子的特点，允许孩子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有自己的发展方向，鼓励孩子从一点点小的进步开始。 后来，她的朋友改变了。之前他很少陪伴孩子，后来，他常尽可能多陪伴孩子，还逐渐发现了孩子的长处，比如孩子会摄影绘画，会滑冰滑雪，爱骑行……慢慢地，家长和孩子的亲子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如今，孩子重新踏入学校，状态相当不错。 “家长学习一些小花招、小技巧，很快会被孩子识破而无效；所以，仅仅学习套路是没有用的。”梁月竹说，“家长的心态必须由内而外发生变化，共情并接纳孩子，才能得到孩子的接纳。哪个孩子不希望父母跟自己贴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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