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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心理咨询|我不敢跟别人说,家里有个精神病人

清醒的人最痛苦


在知乎话题精神病人家属是什么样一种体验下面,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便是这一句——清醒的人,或许是更痛苦的那个。

 

有人饱受嘲笑和排挤,花了十年才接受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个事实;有母亲声泪俱下,孩子患有抑郁症,她觉得是上天对她的惩罚;也有弟弟,为自己没能多关心一下自杀而亡的姐姐,愧疚自责一生。

 

他们说得最多的一个字,是累。不仅是厚重的经济负担和周围人的歧视,更是眼看着至亲受苦,希望他们解脱,却也希望他们长命百岁的挣扎。

 

中国有一亿精神障碍患者,1600万重症患者。冷冰冰的数字后面,是上千万个颠沛飘摇的家庭。然而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沉默的大多数。

 

当媒体还在肆意渲染精神病人杀人不犯法,精神卫生中心仍然在俚语中被称为疯人院,精神病院,他们就失去了话语权,沦为被贬低的那一个群体。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患者意味着受难者。令人深为恐惧的倒不是受难,而是这种受难使人丢脸。精神疾病向来就被认为是一种令人丢脸的疾病,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患者家属,都会因此产生强烈的病耻感(stigma)。

 

在学术界,患者家属受到周围人的歧视和贬低,认同公众对患者的刻板印象,继而产生的负面情绪、消极认知和行为被概念化为连带病耻感affiliated stigma)。

 

这种混杂着羞耻、内疚、自责和痛苦的强烈情绪折磨着至少1600万个家庭,影响着患者及家属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生活在其中的他们,却浑然不觉,任病耻感消耗家人之间的联结,甚至激化家庭内的矛盾。


 

为什么会有连带病耻感?


1. 根源: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在武汉有一句很厉害的骂人的话,你是六角亭出来的。很多外来人不明所以,但武汉本地人都明白,这是因为六角亭那里有一个全国知名的精神病院。在日常对话中,最极端的指责也莫过于你这个变态神经病啊

 

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在还是孩童的时候,我们从电视里、小说里、大人们的交谈中,认识到精神病人是危险的”“抑郁是因为不够坚强

 

直到有一天,这些疾病找上门来。贬低者和被贬低者突然互换了位置。早已内化的对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与自己切身相关,早已固化的歧视和贬低开始朝向自己。

 

所以啊,正如海明威说的,所有人都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因此不要问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2. 背景:家族主义和面子文化

 

连带病耻感是一个普遍的心理现象。然而,在以家族主义为取向和重视面子的东方文化中,连带病耻感却尤为严重。

 

在中国,我们很难脱离一个人的家庭来谈个体。家人的行为与整个家庭乃至家族休戚相关。光宗耀祖、光耀门楣当然是每个家庭成员乐于见到的事,而有辱门楣、败坏家风也是力求避免的。

 

一人患病,则立刻联想到整个家庭的不是。孩子患病,父母只觉面上无光。中国人常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名声和脸面,是每个人心中最首要去维持的东西。

 

对于精神疾病这种早已被妖魔化的东西,人们通常不愿意去沾染。所以就导致了很多家长,在发现孩子情绪行为异常时,仍然不愿意走进医院或者心理咨询机构,不愿意承认病情而选择自我调整;也导致很多人在找工作、婚恋交友时,对家人的精神疾病病史讳莫如深。


 

如何消除连带病耻感


1. 认识疾病,正确归因

 

在古代,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有限,也缺乏很好的治疗手段,往往采用超自然的方式对疾病进行解释,对待精神病人的方式也很不人道。

 

但在现代社会,尽管对精神疾病病因的生物学探索不如身体疾病,但相比以往,已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即便走入了精神科门诊的诊室,也依然对此一无所知。

 

有孩子已经出现了幻听的症状,父母仍然和医生争辩说,这是轻型精神病;有母亲坚持认为,女儿的症状都是手机导致的,不让玩手机,在诊室上演一场相互指责的母女大戏;也有母亲对儿子人格分裂”“边缘人格的症状毫无察觉,在听到医生的诊断时震惊不已。

 

对疾病的无知带来的是对治疗的漠视,更是对生命的亵渎。家人不是患者,无法切身了解患者的处境,但每多一分对疾病的知识,就多一分理解的可能。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站在外围冷眼旁观说一句我理解你容易,难得是每一个去切近懂得的尝试。

 

2.停止自责,改变认知

 

临床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孩子抑郁确诊之后不久,母亲也抑郁了。

 

很多家长在孩子患病之后,会陷入无限的懊悔和自责之中。恨自己平时不能多关心一点,总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孩子才会变成这样;觉得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

 

孩子可以依靠父母,父母却无人可依。他们只能吞下这些愧疚和悔恨,再奔波于工作和医院之间。那位认识到孩子是重型精神疾病而不是轻型的母亲,在门诊泣不成声:太难了,我们也在调节自己

 

疾病的发生,确实是对家庭的一个拷问,但绝不是结果。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了疾病的次级获益这个概念,他认为有时候患病也是有功能的,它帮助患者抵御内心的痛苦,让他们得以获得家人久违的关心和关注。

 

对于青少年的患病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在用伤害自己的方式,调整家庭内部的状况,或是让父母重新在一起,或是让家庭关系缓和下来。如果说疾病是一场家庭危机,那么在这场生死相依的战斗中,每个人都有扭转全局的力量。

《我是自杀者遗族》的作者吕欣芹在姐姐自杀后,深陷自责的泥淖,觉得自己是杀人凶手。自此人生一落千丈,抑郁、退学、与世隔绝。

 

尽管堕入深渊,她依然未向命运低头。反而从创伤中汲取生命力,投入自杀者遗族的研究,成立自杀防治中心,出版书籍,为危机干预事业四处奔走活动。

 

 

尽管离全社会像对待任何一种身体疾病一样接纳精神疾病还有些遥远,但身处舆论中心的患者和家属在受难的同时,实在不应该也无须遭受病耻感的折磨。

 

他们拥有打破污名标签的权利,也有力量为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发声。回避与沉默绝不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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