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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中的七种主要的不平等(下)

5.自我意识的不平等。


琼安自己都吓了一跳:“像妈妈一样,我也嫁了个上班族,而我曾发誓一定不要这样的。”她说,“我15岁那年父母都去世了。小时候家里很有钱。父亲是一家国际银行的经理,所以我们去过世界的很多地方。我是由保姆带大的,所以我一直渴望母亲的爱和关怀,但她把那些——还有她整个人——都给了父亲。父亲希望母亲做个公司管理者的贤内助。他们经常举行聚会,主要是为了父亲,因为这对他的业务有帮助。然而当他俩在一场车祸中去世时,他们名下连一分钱都没有——他们花的比赚的要多。但没有遗产可以继承对我反倒是件好事,因为我必须完全依靠自己。我对室内装饰很感兴趣,所以上大学时选择了艺术,毕业后我自己开了家装饰咨询公司。我很幸运,没有陷入许多朋友的光景中:她们都有一大笔遗产,不用自己工作,不用自己挣钱。她们变得脆弱、自我,而且也不快乐。她们并不满意自己的状况,因为她们花的钱不是自己挣的。她们只是碰巧生在有钱人家罢了。

“5年前我认识乔乔时,我还是个很快乐很独立的女人,有一份自己开创的喜爱的事业,可以说是个真正的90年代的新女性!但我也很想结婚。我那时已经33岁了,很想有个自己的家,但不是像从小长大的那个家。我小时候是个缺少关爱的孤单寂寞的孩子。所以我想要个疼我的丈夫,还至少要有两个孩子,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这是我父母没有做到的。乔乔似乎是我的梦中情人。那时他45岁,是纽约一家很成功的化妆品公司的老板。他热情、富有魅力,是个自信自强的男人。而且他追我的时候是那么温柔体贴。3年前我们结婚时,我结束了自己在西海岸的公司,搬来纽约和他在一起。乔乔对我说没有必要在一个离他3000英里的地方保留一起来有道理。他说我在纽约找份咨询工作绝对不成问题,因为他有许多朋友,可以帮我。

“我真是太天真了。乔乔其实是个很自我的人,他只想让我做他的陪衬。可我根本不愿意这样。我觉得我是在过母亲的生活。我是丈夫各种生意聚会中的女主人,陪同丈夫去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等地旅行,免得他一个人寂寞。我现在对旅行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一一不管什么样的。我坐够了飞机。我也没钱了:当我放弃自己的咨询公司时,我也没有了自己的收入。乔乔也没有实现他的承诺,请朋友帮我在纽约重新开始咨询事业。他总是有他的说法,但我觉得他其实是不想我独立,因为如果这样,每次他出差时我就没法陪他了。他说长途旅行没有我会很无聊。

“需要用钱时我必须向乔乔开口,这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我丧失了曾经有过的自尊,这让我对乔乔很生气。对了,他是说过可以要两个孩子,可孩子们不过是在重复我的童年罢了一一保姆把他们带大,妈妈则忙着做聚会的女主人、陪爸爸旅行。母亲的在天之灵是不会安息的一我知道她有多恨这种生活。可是我现在变得和她从前一样了!

在琼安母亲所处的50年代,女性还不知道要培养什么自我意识。那时的社会和文化告诉她她已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生活,因为她可以坐享丈夫事业的成功、地位以及收入。她所处的时代认为,再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了。令人遗憾的是,琼安的母亲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种观念,并且觉得自己“不应该”不快乐!实际上,虽然她觉得自己没有权利不快乐,可琼安却看见她闷闷不乐,还偷偷哭泣。

而另一方面,琼安所受的教育使她相信,自我肯定和自我价值对女性创造美好人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种自我意识受到威胁时,琼安们会奋起抗争,以避免它发生对琼安来说,事情很清楚:乔乔不能只考虑自己的需要,还要了解她的需要。如果他继续把她当作他的附属品,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权利的个人时,她不打算继续维持这种婚姻“毕竟,”她说,“我自己可以养活自己。我爱乔乔,也想避免分手,但我不愿再委屈自己,继续和一个无视我的需要的人在一起。”

两年后琼安给我们写信说,她要和乔乔离婚了:“继续和他在一起的代价太大了,我承受不起。乔乔很震惊。他仍然无法理解这件事。”


6.家庭价值冲撞的不平等。

当一对相爱的人结婚后才发现他们对今后要赖以生活在一起的家庭价值观的理解有很大距离时,关于不平等的争吵就随之而来。比如,朱丽叶来自一个传教士家庭,她的父母仍在帮助那些境况不如自己的人。朱丽叶的母亲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她不但心甘情愿地帮助他人,还是个完美主义者,家里总是千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朱丽叶的父亲心地善良,坚决反对吸烟喝酒。他的收入不高,所以每分钱的去向都很仔细。

而朱丽叶的丈夫丹却来自一个生活轻松优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做房地产生意,所以家里从来不用为钱发愁。丹的父亲喝酒很凶,还抽雪茄。他做股票生意,生意很成功。与朱丽叶母亲不同的是,丹的母亲是个很自我的人。她认为自己是个牺牲者,抱怨家里没有人感激她的付出,也没有人为她做过什么。她还让丹为自己不能经常去看她感到内疚,因为他和朱丽叶住在西海岸,而她住在芝加哥。

 

尽管存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丹抽雪笳,喜欢喝酒,花钱大手大脚,做股票投机生意,而朱丽叶对所有这些都不赞同),他们把这些差异搁在一边,尽心抚养他们的孩子,现已四岁的约翰。他们对孩子倾注了无尽的爱和心血,他们自己也颇引以为豪。这点可以从约翰快乐良好的举止中看出来可是,朱丽叶对丹还是很不满,认为他不帮忙做家务。丹对此很恼火:“我做得不少了,可朱丽叶还是觉得不够。我戒了烟,酒也减到每晚两杯,可她还是不满意,从来没为我的努力说过谢谢。我买了一支电脑新股,赚了一大笔,而她却说我不过是这次走运,下次就不会这样了一她希望没有下一次。

其实,丹做的家务比一般男人都多,但朱丽叶认为这还不够。像母亲一样,朱丽叶也是个完美主义者,而且还为自己收拾屋子的能力赶不上母亲而愧疚。她也秉承了母亲一切为了他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丹抱怨说:“圣诞节时,她寄了150张卡片,每张上面还写了长长一段话,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的。我很担心她的身体。她每天都吸地,东西都一尘不染,可她自己也疲惫不堪。我告诉她别把自己弄得太辛苦。我们可以请一个钟点工,可朱丽叶说不行,这会让人觉得她很懒。对我来说这没什么,我爸妈家总是请钟点工的。”

另一个观念上的冲突是他们该多久去看一次丹的父母。至少一年四次。”丹说“一年一次就够了。”朱丽叶却说这让丹觉得左右为难:如果他一年不至少看四次母亲,母亲会埋怨他;而朱丽叶则说他首先要对自己的家负责,对她和约翰负责,一年四次旅行对年幼的孩子来说太多太辛苦了。

朱丽叶和丹都责怪对方自私、不体谅自己。他们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来自于各自成长的家庭在价值观教育上的不同。他们本是一对平和、善良的夫妻,之所以会有冲突是因为各自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长大。如果他们愿意各自检讨一下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价值观,他们就不会一味地责骂对方,而会采取措施改善自己的行为:朱丽叶不要那么追求完美;丹也不要那么花钱无度,少做些股票投机生意,并且如果家人不能轻松承受,就应该适当减少探看母亲的次数。他们的婚姻仍旧危机四伏,因为两人都坚持“哪怕不快乐我也一定要正确”的原则;都责怪对方对自己不公平。朱丽叶从朋友那里得到一个离婚律师的电话,正在犹豫要不要给他打。


7.监视与被监视的不平等。

“就连我上厕所布莱恩都会起疑心。莎伦说,“结婚四年了,我从没想过要跟别人好。可布莱恩总是要我把没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钟做了什么都解释得清清楚楚。上星期,我想悄悄给他选件生日礼物,可他却气得破口大骂,把书上那些罪名都安到我头上一一什么不忠啦、欺骗啦、撒谎啦,这些还不是最难听的。而我那样做只是想给他个惊喜!我知道布莱恩尊重我聪明能干,并且仍然觉得我很漂亮,但他总想控制我。如果我因为堵车而回家晚了,哪怕是半小时,他也会怒不可遏,认为我是和别人约会去了而不告诉他。如果我去女友家,他会打电话过来看看我是不是真在那儿。如果在聚会上我和一个男人讲话超过五分钟,他就会觉得我是想和那个人好。布莱恩有很多优点,可他这样都快把我逼疯了。结婚时我想找的是人生伴侣,不是警察。”

当我们研究布莱恩的成长经历时,我们了解到,他小时候母亲经常离开他父亲去找别的男人。当然,母亲总会回家,可是父母之间那种敌视和不信任的感觉从未消失过。小布莱恩总是生活在惊恐之中,生怕母亲有天离开后就再不回来。长大后,他不自觉地把这种不信任感扩大到所有女人,尤其是自己的妻子。就像他也很爱母亲一样,其实他很爱自己的妻子;但像担心母亲会离开自己一样,他也担心妻子会拋弃他。不经意间,他仿佛又成了那个忧心忡忡、深爱母亲又不信任母亲(因为她可能会消失)的小男孩。为了确保妻子不会离开自己,他觉得有必要掌握她的每一次行动。不同的是,莎伦不是他母亲。布莱恩假想了一个可怕的女人来代替自己有血有肉的温柔妻子。

很多男人都会害怕自己深爱的妻子有一天会离开自己,这种担心让他们不堪其累。自觉的平等观念常常会与不自觉的不平等观念发生冲突。不幸的是,布菜恩还在“逼疯”莎伦。一年半以后,莎伦终于提出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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